结果是意料之中的失败，过程却意想不到的艰难。
    美国时间9月28日近午夜，原本就不被外界看好的中美纺织品贸易第五轮谈判，在双方的沉默离场中无果而终。
原定两天的谈判已经延长至三天，虽然看不到谈判现场唇枪舌剑的场面，但从连续延长的时间，就可体味出谈判的过程有多么艰巨。
    自今年4月4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生产的棉织衬衫及上衣等3大类出口纺织品发起特保调查至今，这场争端已持续了近6个月；倘若从去年10月22日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决定对中国袜类商品实施特保措施算起，这场争端持续时间更长达11个月，它正在使中美经贸关系至少局部地从“双赢”转为“双输”。
谈判久拖不决 中美双输
    中国利益因这场争端受损有目共睹，但中国政府在此问题上并无退让余地。
中国政府不会牺牲本国1900万纺织工人的饭碗，去维护几万、乃至几千美国纺织从业人员索取高价的“权利”。而且，中方退让的结果将比谈判彻底破裂还糟糕。
    今年1-8月，中国纺织品服装对美出口额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出口额20%之多，预计全年纺织品服装出口额可达千亿美元；而且，在美国限制进口的16类中国纺织服装产品中，有1类设限期到10月28日截止，7类设限期到12月31日截止，且世贸组织规定对每类中国纺织服装产品的特保措施只能使用1次，并不得超过1年。
一项条件不合理的协议不仅不会增加中国在今年剩余3个月内的出口，反而会限制中方明年、后年乃至2008年的出口。而美国决策层也需认真考虑：随着这场争端的拖延，他们会损失些什么？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即使限制中国纺织品，美国的纺织品贸易逆差也不会下降多少，劳动力成本的差异决定了这一点。美国销售商即使把订单从中国转走，大多数也不会转向美国国内厂商，而是会转向其它发展中国家。美国只能在很小程度上实现其保护国内纺织服装部门就业的目的，其消费者、纳税人却要付出大得多的代价。
    其次，美国政府和不少公众被一些商人当作向中国转移生产争取时间、牟取垄断利润的工具。
    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假设的例子来说明。假设有A、B两家本来旗鼓相当的美国纺织企业，A企业已经在中国投资生产，因此在“后配额时代”的自由贸易条件下有望赢得额外的竞争优势；B企业也已经看到向中国转移生产是大势所趋，但即使现在就在中国投资建设的工厂，也还需要两三年时间才能形成生产能力，这段时间已经足以让A公司的品牌占据大部分市场，而让B公司在现金流量、市场占有率等方面损失巨大。
    在这种情况下，B公司要将其市场份额维持两三年时间，直到自己在中国设立的工厂形成全部生产能力，最好的办法就是挑起贸易争端，让美国政府对来自中国的纺织品设限；两三年后限制解除时，他们在中国的工厂已经可以向美国大规模出口了。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消费者和纳税人支付了代价。
    第三，限制措施未必能够实现美国进口来源多元化的目的，因为过时、过度的贸易壁垒从来就是对非法贸易的激励，在配额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但消费者需求强烈的情况下，进口商有可能铤而走险，通过更改原产地证明等非法方式进口，从而扰乱美国正常的市场秩序。
    在输欧纺织品压港危机中，瑞典工贸大臣托马斯·厄斯特罗斯曾紧急致电欧盟贸易委员会委员彼得·曼德尔森，要求欧盟委员会尽快采取全面、灵活的方案解决因限制中国纺织品而引起的混乱局面，信中就对上述激励非法贸易的风险明确表示忧虑。
而山姆大叔已习惯“自己生病、别人吃药”，中方需要对此思考应对之道。
    美国抨击中国纺织品出口的最“正义”论点，莫过于指责中国纺织服装产品出口高速增长在进口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失业。《伊斯坦布尔宣言》声称中国纺织品贸易自由化将在其他国家造成3000万人失业。
其实，一些发展中国家极力怂恿美欧限制中国纺织品，并不是希望借此保留在本国的制造业就业机会，而是因为他们的某些厂商早就干起了在中国订货、打上自己的品牌之后向美欧出口的生意，如果中国纺织品赢得自由贸易待遇，他们就无法继续这样的生意了。
    不仅如此，直接投资和劳务输出将进一步削弱限制中国纺织品以增加其他发展中国家就业的可能性。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动机之一是规避贸易壁垒；许多中国企业多年来也正是用这种方式利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纺织品和服装配额。在不少小型纺织服装出口国里，出口量最大的纺织服装工厂往往来自中国和其它东亚经济体，雇佣的工人也有很多来自中国。
中美如何双赢？
    正常状态下的中美贸易应该是双赢的交易，美国消费者、流通业、上游厂商、对华投资商都可从中受惠甚多。
    据国际纺织机械制造商协会（TIMF）统计，1994-2003年间全世界55%的织机和23%的纺纱机卖到了中国；而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04年中国进口棉花191万吨，32亿美元，其中从美国进口的棉花就价值17.8亿美元，占一半以上；加上其它产品，2004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金额合计23亿美元；纺织机械则更盛。
    而由于中美纺织品争端悬而不决，中国主要纺织品产地美国棉花进口速度已经从高速增长转为量价齐跌，仅宁波口岸1-7月美国棉花进口量就下降了32.5%。就在华投资商而言，根据美国商务部今年上半年发布的进出口关联贸易统计报告，1992-2004年，关联贸易在美国自华进口中所占比重从10.5%一路上升到27.1%，在美国对华出口中所占比重从4.9%上升到14.2%。
    如果说美国政府有责任同中国政府一样保护本国公民的就业机会，那么，纺织品贸易、销售、运输等行业从业人员和棉农、纺织机械厂商、在华投资商都有权要求政府对他们与纺织服装制造商一视同仁。
    投入过多政治经济资源用于保护已经丧失竞争力的夕阳产业其实得不偿失。一个超级大国的经济基础应当是高精尖的支柱产业，少生产几双袜子并不至于动摇目前惟一超级大国的国本，也不至于让其眼中的挑战者实力增强多少。在风云变幻的市场上，政府若不能很好处理，日后必将损失权威。欧盟在今年纺织品压港危机中的尴尬处境，就是前车之鉴。
    中方的原则立场不可能有丝毫动摇，也并不希望这场中美“双输”的争端继续无休止地拖延，更不希望两国走到贸易战的地步。
事态最终如何演变，关键取决于美方。我们期望第六轮谈判能够彻底结束这场争端，但我们也不得不为最坏的情况作好准备。（本文作者为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本报记者巫楠、王延春亦有贡献）